自贡大安区大山铺镇，江家湾的老盐井早就停了。 井架拆了，井口封了，地上长着齐膝的野草。空气里还能闻见一点咸味，是土里渗出来的。江竹筠1920年8月出生在这里。家里穷，父亲常年不在，母亲替人缝补衣裳。她八岁那年，母亲带着她去了重庆。从自贡到重庆，水路旱路都要走，行李不多，到了重庆江北，租了一间矮房。屋顶漏雨，接雨的是一只缺了口的瓦盆。 十岁，她进袜厂当童工。 机器比她高。她得站在一块木板上，才够得着线轴。木板不稳，机器一转，板子就抖。她不能坐，只能站。车间里挂着汽灯，灯罩上积着灰，光打下来是黄的。她的手指被线勒出一道印子，晚上回家，印子还没消。指甲缝里都是黑的，伸进水盆里搓，水面上浮起一层油花。 十二岁，一位先生看她认得几个字，把她送进学校。她白天读书，晚上回家帮母亲糊纸盒。纸盒糊一百个，挣三个铜板。课本是借的，边角卷了，她用米汤把纸页粘平。中午没有饭，她带一个红薯，放在教室窗台上，下课再吃。红薯凉了，皮皱起来，她剥得很慢。 1939年，她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宣誓的地方是一间阁楼，窗户用棉被堵上，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。楼梯很窄，木板踩上去吱呀响。她把棉被往窗框上按了按，边角塞紧。阁楼很低，站直了会碰头。灯芯拧得很小。领誓的人说一句，她跟一句。说到最后，她的手心出了汗。宣誓完，她把右手放下来，在衣角上擦了擦。灯芯爆了一下，火苗跳起来，照见墙上用粉笔画的镰刀锤头。 入党以后，她跑交通。重庆的坡多，台阶多。她一天走三十里路，鞋底磨穿了，就在路边买一双草鞋换上。草鞋磨脚，她在脚后跟垫一块布。送信的时候，她把信缝在衣角里。衣角磨破了，她就换一件衣服。有一次，信在衣角里被雨淋湿，她把信贴在胸口，用体温捂干。她的公开身份是会计。桌上摆着账本，账本下面压着要送出去的纸条。有人进门，她先把账本翻到中间，再抬头说话。 1944年，她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，化名江志炜。同学只知道她是从重庆来的，话不多，笔记记得整齐。在成都，她住在一间靠墙的小屋。窗外有一棵槐树，夏天落一地白花。她把花瓣扫到墙根，堆成一小堆。堆到第三天，花瓣黄了，她才倒掉。 1945年，她和彭咏梧结婚。彭咏梧也是做地下工作的。两个人租了一间小屋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、两只箱子、一张床。他们没有拍结婚照。唯一的一张合影，是五个同志在公园里照的，彭咏梧站在最后一排，只露出半张脸。她把照片藏在箱底。开会的时候，她坐在门口择菜。楼梯上一有脚步声，她就把菜篮子往门边挪一挪。篮子里放着一把青菜，菜叶盖着底下的纸。 1946年，儿子彭云出生。孩子满月那天，彭咏梧买了两斤红糖，煮了一锅红糖水，给来开会的同志一人舀一碗。孩子夜里哭，她抱着孩子在屋里走。彭咏梧在桌边写东西，写一页，递给她一页。她一手抱孩子，一手把纸折好，塞进墙缝。彭云学会走路那年，彭咏梧用木头给他削了一把小手枪。孩子拿着枪在屋里跑，她在后面追，怕他撞到桌角。 1947年，她参与《挺进报》的联络和发行。报纸印在薄纸上，卷起来，塞进竹筒，再装进菜筐。她抱着孩子，菜筐放在脚边，坐船过江。报纸印出来，油墨未干，她要把纸摊在桌上晾。晾干以后，五十份一摞，用线扎紧，再包上旧报纸。有一次，船到江心，检查的人上了船。她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，脚把菜筐往座位底下踢了踢。检查的人看了孩子一眼，走了。她低头看了看菜筐，竹筒还在。孩子睡着了，嘴角有一点口水。 1947年冬天，彭咏梧要去下川东。临走前一夜，她坐在灯下给他补袜子。针脚很密，补了一层，又补一层。彭咏梧把袜子翻过来，问补这么密做什么。她把线咬断，说山路费袜子。他把补好的袜子塞进包里，又拿出来，看了看，放回去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走的时候，孩子还在睡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没有回头。她送到巷口。他说回去吧。她说你先走。他走了。她站在巷口，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。 船到码头，天还没亮。江面上有雾，船笛响了一声。码头上有人扛着麻袋，有人蹲在墙根吃早饭。她把包袱递给彭咏梧，包袱里是两件换洗衣裳和那双补好的袜子。彭咏梧接过去，挎在肩上。他走了两步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她站在原地，没有挥手。船离开码头，她看见他站在船尾，手扶着栏杆。船转过江湾，看不见了。 1948年1月，下川东的起义爆发。彭咏梧带着游击队在奉节、巫山、巫溪一带活动。队伍刚拉起来，枪不够，人也不齐。有的人拿着大刀，有的人拿着猎枪。彭咏梧把能用的枪集中起来，交给打过仗的人。 1月16日，队伍在奉节青莲乡附近被围。弹药不多，粮食也快完了。彭咏梧留下掩护，让其他人先走。他没能走出来。那天和他一起留下的，还有几个人。他们也没能走出来。敌人没有让他完整地入土。他的头被挂在奉节的城门上，挂了三天。城门下来往的人不敢抬头。有人夜里偷偷去收尸，只收回来一具没有头的身体。 消息传到江竹筠耳朵里时，她正在万县跑联络。传话的同志在门口站了很久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。她给他倒了一碗水，说你说吧。同志说完，
